當譯者遇上作者 洪蘭:找到方法,讓人理性一點

     《快思慢想》譯者、中央大學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洪蘭表示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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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她大三修「經濟學原理」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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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第一堂課就是「人是理性的動物」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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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她很高興看到康納曼在《快思慢想》書中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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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開宗明義強調人不是理性動物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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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因為知道人不理性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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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所以希望找到方法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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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讓人理性一點。
     人不理性,洪蘭提到,家人最近為了超市特賣,消費滿額送馬克杯,想要去撿便宜。「家裡缺馬克杯嗎?」她問,得到的答案是「不缺,但是不拿白不拿」,人無法抵抗免費的東西,既然人有這麼多偏見,該如何做理性決策呢?
     《快思慢想》書中,對於經濟學最常處理的效用/幸福(well-beings)議題有特別著墨,發現人類的快思系統,記憶自我常常凌駕經驗自我,近期或深刻的記憶,常常抹煞掉整個過程的經驗總和,偏好和決策是被記憶塑造的,但記憶可能出錯,換言之,民眾可能無法依據過去的記憶,去衡量它的幸福感。
     這樣的結論讓洪蘭質疑,人的幸福感一直在改變,是否真有能力對重大的公共政策做決策,如果一個人的決定較容易受到「偏見」誤導,多數人決定的東西,不見得是對的,就像民粹不能治國一樣,難道多數人決策一定比較好嗎?
     對此,康納曼認為,對於一些未知的東西,例如醫療與公共政策(例如手術後的康復狀況),醫師與政府能夠做的,就是提供民眾過去經驗,協助民眾判斷可能的結果,你可以提供這些資訊,幫助民眾決策。
     《快思慢想》書中提到,騎車不戴安全帽,從自由主義者角度,是個人選擇自由,但對行為經濟學家來說,自由是有代價的,代價不僅由做出壞選擇的人自己承擔,連帶的讓其他人或社會,間接承擔不少代價,老百姓通常需邀外界協助,才能做出更好決定,這也就是自由主義溫和專制主義興起的原因。
     康納曼表示,從統計上顯示,懲罰帶給受測者的效果,往往比獎勵有效,但這樣的結果,是否適合用在教養議題上,他在這方面並不是專家,除心理因素外,還必須要考慮到文化差異。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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