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夏公讀張愛玲和錢鍾書有「石破天驚」的發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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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那是因為他「離經叛道」。「新批評」學者苦讀細品見山不是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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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往往能在字裡行間的細微處察看到茫茫宇宙的玄機。一鄭樹森教授在〈夏公與「張學」〉一文提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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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夏志清的英文版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在一九六一年出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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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但其影響力早在一九五七年綻發出來。因為志清先生在美國撰寫《小說史》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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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每有所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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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就郵寄給他哥哥濟安先生過目和提供意見。一來在《小說史》上榜的作家在當時的台灣差不多都是政治禁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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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二來張愛玲除了身在美國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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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作品本身也出色得令人不能不另眼相看。濟安先生因此把書中張愛玲那一章幕後中譯出來，題名〈張愛玲的短篇小說〉，以夏志清的名字在《文學雜誌》發表出來（二卷四期）。一九五七年我是台大外文系二年級生，常到老師在溫州街單身教職員宿舍走動。記得他拿著剛出版的《文學雜誌》感慨地對我說：「張愛玲終於遇到我老弟這個伯樂了。」其實夏志清的《小說史》並沒有偏愛張愛玲。他對當年被文評界冷落的「千里馬」如沈從文和錢鍾書不是一樣的就其獨特的個人才華說了公道話？當然，夏志清把張愛玲這麼一個「通俗」作家跟魯迅等殿堂級人物相提並論還不算，居然還說她的短篇小說成就「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如曼斯菲爾德（Katherine Mansfield）、波特（Katherine Anne Porter）、韋爾蒂（Eudora Welty）、麥卡勒斯（Carson McCullers）之流相比，有些地方，她恐怕還要高明一籌。」鄭樹森在文中透露，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台灣小說家朱西甯曾跟他說過，一直推崇張愛玲的成就，「但要到夏公出來講，才更加確定，覺得終於有人出來說公道話；可想而知，夏公這篇文章對當時台北文學界震動很大。」夏公文章讓我們閱讀張愛玲成了一種嶄新的經驗，不在他立言的膽色，而是因為他對張愛玲作品的論證，每能跟她作品中的「微言大義」互相印證。我得再引用鄭教授對夏公文評取向的表述。首先，就方法學而言，夏公貼近美國形式主義「苦讀細品」的傳統。形式主義也稱「新批評」，就文論文，不把作家的書寫和他們的家世或生平混為一談。通過「苦讀」，夏公感受到張愛玲對文字色彩的敏感。其次，他又連帶的注意到張愛玲小說豐富得近乎「華麗」的意象。夏公是第一個把這關鍵詞視為張愛玲文體一大特色的文評家。這名詞日後成為「張學」一個熱門論題。其三：「華麗」以外，另一個周而復始的在張愛玲小說出現的關鍵詞是「蒼涼」。這也是「張學」專家為文時常用的一個出發點。「蒼涼」就是「人生一切饑餓和挫折中所內藏的蒼涼的意味」。其四：夏公認為張愛玲心理描寫細膩，但是她的觀察態度老練而客觀。其五：夏公通覽張愛玲著作後，肯定她是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。就她人物相處的狀況來說，悲是「大悲」，也就是「一種非個人的深刻悲哀」。把「非個人」解為“impersonal”，即得「新批評」論說之精髓。其六：夏公最先看到張愛玲受佛洛伊德和西洋小說的影響，「可是給她影響最大的，還是中國舊小說」。這從她小說中圓熟活潑的語言和對白就可看出來。《小說史》一九六一年三月上市。同年四月十三日波士頓的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》刊出了David Roy篇幅特長的書評，推許此書面世為年度出版界「一大盛事」（“an event of the first importance”），不僅是專論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本嚴肅英文著述，更難得的是，「在現存的各國文字書寫的這類研究中，也以此書為最佳」（“the best study of its subject available in any language”）。David Roy是傳教士之子，寫過郭沫若評傳，後來專心致力翻譯全本《金瓶梅》。去年終於大功告成，終生在芝加哥大學任教，是個大行家。說《小說史》在西方漢學界中是「橫空出世」，看來一點沒有誇大。夏公在出國前早已在西方文學浸淫多年，文學理論亦尾隨「新批評」諸大家，凡此種種，套用鄭教授的話說，「都令其文論與當時美國漢學界大相徑庭。後者忽視分析、義理，仍以實證主義考據、版本等為終極關懷，而眼界不及現代中國文學。……因此夏公一九五○年代的張愛玲論析，無論是當日的華文學界或西方漢學界，恐怕連『逆流而上』都談不到，只能視為『荒野的吶喊』。」本報訊二拿相命先生的行話來說，夏志清因《小說史》建立起來的名聲是「異路功名」。他是一個全科英美文學訓練出來的奇才，後來因時勢所迫留在美國「改行」講授中國文學，這對他說來想是個意外。說是「異路功名」，因為無論從個人志趣或學術背景來看，他也萬萬想不到自己搖身一變成為一個美國學界老一輩的人眼中的「漢學家」。重讀夏公收在《談文藝、憶師友》中的幾篇自傳文章，深受他在追求學問表現的「堅貞決絕」精神所感動。他在滬江大學唸三年級時就選了難「啃」的德文，作為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對外語要求的預先準備。他在家自修時也沒有避重就輕，念的都是經典，像歌德的《浮士德》上下兩部。此外還有海涅（Heinrich Heine）的詩和席勒（Friedrich von Schiller）的詩劇。到耶魯上學的第一年就輕輕鬆鬆的通過德文考試。但接下來還要應付兩門硬梆梆的功課：「古英文」和「古代冰島文」。他苦練得來的德文閱讀能力都用得上，因寫讀書報告非要看德文參改資料不可。夏公讀英詩，深受〈荒原〉作者艾略特影響。艾氏對十七世紀的「玄學詩」（metaphysical poetry）情有獨鍾，但夏公早在滬江當學生時就迷上了神祕主義詩人布萊克（William Blake）。布萊克的「預言詩」特別難懂，但夏公硬著頭皮把他稱為「怪詩」的〈密爾頓〉和〈耶路撒冷〉都一讀、重讀、三讀讀得爛熟。這麼說，一來為了說明夏公讀書不知難而退。二來試看這位被華茲華斯視為「瘋子」的神祕詩人會不會因詩作曖昧難懂間接成全了夏先生留學美國。上世紀四十年代初，夏氏兄弟雙雙受聘北大英文系，濟安是講師，志清是助教。胡適之先生這時從美回國，接任北大校長，不久即有消息傳出來，紐約華僑企業巨子李國欽答應給北大三個留美獎學金，文、法、理科各一名。北大全校資歷淺的教員（包括講師、助教）都可以申請。主要條件有兩個：一是當場考一篇英文作文，二是另交一篇書寫的論文近作。這些試卷和論文都由校方資深教授評審。夏公決定以「瘋子」布萊克作論文題目。北大圖書館有牛津版兩巨冊《布萊克全集》，參改書也有三四種，加上平日以布萊克「粉絲」的心態搜羅得來的資料，最後寫成了一篇二十多頁的論文。即場考試由客座教授R.A. Jeliffe主持，出的題目是〈出洋留學之利益〉。夏公說得好：「真可謂『八股』之尤。」論文部份，由英文系的客座教授燕卜蓀閱卷。燕教授本名William Empson，英國人，劍橋大學出身，所著《七種歧義》（Seven Types of Ambiguity，1930）對英美文學批評風氣影響極大。他不屬於崛起於美國東岸的「新批評」陣營，但思路氣味相投。夏公在北大英文系當助教時期早已「忍痛」用相當於半個月薪金的價錢買了幾本「非買不可」的新書，其中有勃羅克斯（Cleanth Brooths）論詩的扛鼎名著《精緻的骨罈》（The Well-Wrought Urn）。夏公說燕卜蓀在北大教書，相當清苦，買不起新書，因此他們兄弟看完《骨罈》後就借給他看。燕卜蓀讀後異常欣賞，自動寫了書評寄美國「新批評」旗艦刊物的《Kenyon Review》。文章刊出後，Kenyon學院還請他教暑期班，從此跟美國的「新批評」學派建立了關係。李氏獎學金的評審結果是文科的得獎人是英文系助教夏志清。名單公佈後，據夏公在〈紅樓生活志〉所說，「至少有十多位講師、教員連袂到校長室去抗議，夏志清是什麼人，怎麼可以把這份獎學金由他領去？胡校長雖然也討厭我是教會學校出身，做事倒是公平的，沒有否決評選委員會的決定。」其實胡校長的「偏見」，看來倒不是夏公出身教會學校，因為燕京、嶺南和聖約翰這三家都是教會學校。胡先生「看不過眼」的可能是滬江不是什麼「重點大學」。夏先生自己也說過，「今天滬江大學停辦已有五十四年了，畢業生間以從事學術研究而出名的一向就不多。在英美著名大學英文系拿到博士學位的，想來就只有張心滄同我二人。」胡校長雖然沒有否決評選會的決定，對教會學校的「餘恨」未消，竟認為像哈佛、耶魯這些學校夏公簡直不用申請，因為李氏獎學金只有兩年，連個碩士學位都拿不到的。胡校長沒有「胡說八道」，因為新任的北大英文系副教授王岷源是個國立大學的畢業生，在耶魯讀了四年才拿到碩士學位。夏公在耶魯苦讀三年半，拿到博士學位，但並沒有從此一帆風順。他先在社區學院教英文，又在密西根大學的東亞系跑過一年的「龍套」，做「訪問講師」。上文說過夏公是張愛玲的伯樂。夏公一生也遇過他自己的伯樂。當年如果不是蘭蓀（John Crowe Ransom）和燕卜蓀兩位教授鼎力推薦，憑常識看，一個出身「寒門」的大學畢業生諒也無門路走進耶魯的廟堂。早年英譯《紅樓夢》（節本）的哥大東亞系教授王際真一九六○年時行將退休，開始「暗地」物色繼任人選。這時《小說史》還在最後的製作階段。有位負責審稿的資深教授跟王際真聊天時對這本書稱讚有加。王際真心念一動，跑到耶魯出版社要求看清樣。在半個小時的空檔內，他只能匆匆瀏覽了序言和魯迅那一章。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三日王際真發信給夏公，恭賀他在這領域裡做了「開創性的工作。……你的評價十分正確，文筆又是那麼優美，不僅優於所有中國人，而且在所有學術圈子裡也是出類拔萃的。」如果夏公讀張愛玲和錢鍾書有「石破天驚」的發現，那是因為他「離經叛道」。「新批評」學者苦讀細品見山不是山，往往能在字裡行間的細微處察看到茫茫宇宙的玄機。華茲華斯論「瘋子」布萊克有言，「這傢伙毫無疑問是瘋子，但他的狂痴處有些東西比拜倫和司各特的清醒更能引起我的興趣。」這位田園詩人是在苦讀細品後才得到這個印象和結論的。夏公於一九六二年獲聘為哥大副教授。，